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:2018-09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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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焘,字函有,号环溪,湖南衡山人,乾隆二年(1737年)进士,乾隆十三年(1748年)前来陕西镇安任知县,乾隆二十年(1755年)调凤翔。在镇安的八年中,他垦荒田、修水利、兴桑蚕、倡集市、设义仓,节衣缩食三次捐银助办义学、修道路。他的惠民之举,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。
聂焘上任之时,其父聂继模唯恐爱子为政不勤,遂派人护送聂焘之妻,怀揣着自己写的一封《诫子书》远赴镇安来寻聂焘。聂继模这篇《诫子书》的正文,从“尔在官,不宜数问家事,道远鸿稀,徒乱人意,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”开篇,要聂焘专心为官,不必多问家事,到“闻尔土民时时念我,足见风俗醇古。我身健尚能复来,得目睹地方起色为乐。余言尔妻自悉,不暇谈”搁笔,勉励聂焘为政一定要让地方事业有所起色。
《诫子书》洋洋洒洒三千言,引经据典娓娓道来,大事小情句句在理,关爱体贴之情跃然纸上。聂继模谆谆教导儿子莫把上司的宽容当做“偷安藏拙”的借口,莫因地僻、官小、责轻而磨钝意志,他一反常态要求聂焘养成“晚眠早起”的习惯,为的就是方便“后来猝任繁剧,不觉其劳,翻为受用”。他教导聂焘要诚实守信,与人交往守之以礼,切勿沾染纨绔习气,公事虽忙,闲暇也要记得念书,“暇宜课以读书,尔亦借此得与典籍相近”,尤其《中庸》一书最应仔细阅读。
聂继模的《诫子书》字字珠玑,实为家训佳作,句句忠言,被魏源选入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等著作。聂焘践行其父《诫子书》的教诲,不仅成就了其为人,也使其为政造福了一方百姓。
聂焘在镇安任职期间,下察民间疾苦,采取了招抚流民、劝民垦荒、奖励升科、减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,规定“山坡岭侧畸零地亩,免升科赋,永为己业;有主荒地以三、四、五亩折为一亩,三年垦完,十年起科;无主荒地由官招辑流移开垦,地粮全免”。“丁徭所征不及往时七分之一”,百姓收益因此增加。前后仅仅四年光景,湖广、江浙、巴蜀等地流民纷至沓来,镇安人口从他上任时的784户猛增至2562户,新垦荒地五百余亩。
社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公益性设施,每遇荒年,百姓可向社仓借粮过活,待来年收成见好时,再将借粮还给社仓。聂焘在任上很重视社仓的建设,以前镇安只有两处社仓,两仓东西相距一百里,南北相距四五百里,其间崇山峻岭,百姓借还仓粮跋涉艰难。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(1750年—1751年),聂焘拿出自己的俸禄,分建南社仓与北社仓,两处社仓各贮粮一千两百石,解决了百姓借粮远涉之苦。
为了百姓生计,聂焘还从江浙招募缫丝匠人,引进栽桑养蚕技术,教民兴桑养蚕,纺纱织布。聂焘的夫人为助丈夫“以实心行实政”,亲自到乡间教百姓养蚕抽丝、手工织锦,随之城中小店小铺相继开张,经济日趋活跃。
镇安万山盘绕、道路崎岖,百姓出门要翻山越岭,而每逢夏秋大雨,洪水暴发,桥筏俱无,行人坐守,日则饥饿,夜则栖岩,有淹毙河中者,也有为虎狼所食者,唯春冬两季较为适合出行,而冬季秦岭万仞冰雪,行人路上亦饱受风寒之苦。聂焘见状,从乾隆十四年(1749年)起,筹资开凿镇安至西安之间悬崖碥路四百华里,又带头捐银,增修车家河至大山岔碥路四十多华里。
镇安境内常有虎狼出没,伤害百姓。聂焘刚到镇安之初,山林猛兽是为害一方平安的隐患。对此,聂焘在省晋谒总督,以求防范之法。省府遂“制短枪、火药”发放到县,县上招募猎户,散入乡中,除去猛兽,巡抚陈弘谋闻之,“喜山民除兽患,晓谕全省仿效”。
聂焘身为一位科举出仕的读书人,感到镇安“秀才文理晦塞”,山城不得良幕,便大力倡兴办理镇安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。乾隆十九年(1754年),聂焘建“启秀山房”于城东门,亲题校名,向民众宣传义学。他不仅为义学筹办了田产,还赠银三十两予以资助。在任职后期,聂焘精心组织编纂了《镇安县志》,并亲自主笔,以存史资政,教化育人。离开镇安后,他仍不忘《镇安县志》的编撰出版。聂焘母亲去世,在回乡的路上,他还在修正志稿,直至付梓。他在县志最后写道“丁内艰矣,苫块昏迷(指孝子居丧以草荐为席、土块为枕),何心笔墨!然念在镇安者历八载,精神所结,魂梦依依!”
聂焘在镇安八年多未曾回乡,他牢记严父聂继模的话:“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,非以节省为身家计”。乾隆二十年,聂焘调任凤翔,临别时父老攀辕痛哭,聂焘不忍离去,即吟长诗《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》,其中有言:
调任辞镇安,父老攀辕哭。
停车谢父老,盛世多良牧。
前去后者来,为尔地方福。
愿言课儿孙,殷勤务耕读。
各勉为良民,永不犯刑戮。
悠悠此心期,梦魂常追逐。
留诗寄父老,深情溢尺牍。
就在这作别的一首诗中,聂焘仍勉励父老乡亲,要教育自己的子孙耕读传家、做个良善之人。
在今天的镇安县城聂焘廉政文化园中,有一座亭子格外显眼,上书“聂翁亭”三个大字,该亭即为今人纪念聂焘所建。两边竖书:“为父当比乐山翁(聂焘之父),做官要赛聂家郎。”这既是对聂焘的推崇,也寄托着百姓对清官廉吏代代相传的殷切希望。(郑时根
刘婷)